文章目录:

• 1、如何培养社会学的想象力
• 2、西方社会学创立于形成时期的主要代表和学术观点
• 3、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 4、论述社会学在科学发展和研究上如何发挥重要作业?
• 5、如何看待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及其意义

如何培养社会学的想象力

培育出一个敏锐的社会学想象力有三个同样重要的关键的思维方式，我们称为“三个R”：反思性、关系性和再建构。反思性意味着把社会科学的工具----特别是用社会学想象力承载着的批评性的评估----返回到一个人自身去。反思的思考者要发现自己是带有怎样的想当然的思考，而这种想当然的东西怎样影响了他自己怎样理解社会世界。在我们认为自己知道一些东西之前，我们必须审视自己的思想，看看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东西的。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如果我们希望研究社会，那么首要的是我们必须研究我们自己。我的思考方式怎样受到了种族统治和对白人性（原文为whiteness，我翻译为‘白人性’—特注）变成自然而然的社会规范的影响？我怎样受益于或不受益于我的种族，或者，我的性别，阶级的位置，国籍，宗教，或性取向。----而这些会怎样令我有偏差？我对种族的想法怎样受我受的教育的影响？我自己的和我的社会的对种族的看法来自哪里？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反思性”，令我们看种族这个概念怎么被历史化，这将允许我们更好地回答上面这些问题。

关系性意味着社会的构成就是关系的展开。在这种看法下，检验一个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最好的方式是探索关系的网络，或称“生活的田园”（原文是fields

of

life）,意即个人或群体镶嵌于其中。这些生活的田园有他们自己内在的逻辑，每一个部分是根据他们内在的规则而操作，----但同时他们也被更大的社会力量而影响着。在美国，每一个方面的生活都充满了种族的现实。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关系性”，检验社会的主要的方面是怎样被种族动态所渗透的。从大的、非个人的方面移向更小、更亲密的层面，它探索政治、经济和居住方面，然后再检验美国的立法是怎样被种族所影响。它分析教育、神学、社会联盟体等方面。然后以检验种族和亲密关系而结束。

这本书没有用寻常的思路去处理不同的种族，如果你想看我们怎样分别描述不同的种族或族群群体，你不会找到这样的内容的，我们相信那样的做法只会给人强化一种虚构的看法，以为这些种族群体之间各个都有基本的不同。我们的思考在这本书中是在于群体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一个的群体。我们更关注的是传授思考种族结构和动态的思维方法而不是告诉你具体的种族群体如何如何。

如果反思性可以促使我们去审问----去问一些不容易的问题----我们自己的想法和去寻找那些不被人们所注意到的盲点，如果关系性可以推动我们去理解种族是怎样在生活的多个方面起作用，那么再建构就会推动我们拿出我们新形成的知识将之运用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它包含用我们得到的种族统治的知识来战斗。它意味着再建构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是怎样思考种族的，然后将我们比较锋利的分析用于别处对种族的讨论。这个工作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场景去做，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可以从我们的饭桌做到首都华盛顿。在本书最后一章，即第三部分“再建构”，我们探索白人和非白人怎样一起起来反对种族主义。

西方社会学创立于形成时期的主要代表和学术观点

西方社会学史上的几个标志性时代

一、创始初期的社会学: 原创体系大师辈出的时代

社会学的产生, 是特定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特定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思结果。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诞生于西方,具体而言, 是19 世纪初期的欧洲。对于社会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确立了基本的思想源泉和知识动力, 法国大革命成为主要的政治动因, 而工业革命则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社会学诞生于一个激剧变迁的时代,从问世的那天起, ①它就是在参与现代社会的设计与建构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因此, 社会秩序如何成为可能, 是社会学从其开始就思考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作为社会学创始人的孔德(A. Comte) 把他心目中具有最高学科地位的社会学划分为社

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大部分, 这种划分其实不仅只是表达了纯学理上的意义,而且似乎也蕴含了作为社会学创始人对这门学科所赋予的使命: 将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作为关注的核心。

这一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也是第一批)著名的社会学大师及其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孔德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 马克思( K.Marx) 的资本主义理论, 韦伯(M. Weber)的合理化理论, 迪尔凯姆( E. Durkheim)的社会团结理论, 斯宾塞(H. Spencer) 的社会类型理论, 托克维尔(A. Tocqueville)

的民主社会理论, 帕累托(V. Pareto) 的精英循环理论, 滕尼斯( F. Tǒnnies) 的社区与社会理论, 齐美尔( G. Simmel) 的形式社会学说① 等等。他们富于原创性和体系性的学说具有三个较鲜明的特征: 一是宏观取向, 重点考察社会结构的广泛领域与面貌, 而非细小的社会现象与过程。二是变迁关怀, 关注人类社会在历时维度上的演替轨迹与发展规律。从实质内容上看,这一时代社会学大师们集中关注的主题就是现代性的发生学。三是问题意识, 他们均不同程度地预见到了现代性进程中所可能隐含的各种阴暗面相, 然而, 从总体上看, 他们所充满的乐观精神使他们相信现代时期开创的机会面相将会超过它的消极特征。

这个时代的社会学大师们所提出的学说, 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社会理论② 层次,这一情形无疑与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 他们处在人类知识发展从总体性哲学向具体化学科的演变阶段; 二是, 他们对现代性这个宏伟目标的构想需要涉及极其广泛的知识层面。

由于原创型、体系型社会学大师的辈出, 尤其是这个时代所存在的“价值领域的诸神斗争”, 因此, 导致了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就是一门存在着多重范式的学科。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 作为社会学发源地的欧洲, 产生出了后来一直影响着整个社会学发展进程的三大经典性作家———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 从而形成了社会学的三大传统: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与此相关, 社会学中形成了三种

基本的方法论: 唯物史观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反实证主义方法论。

总之, 这个时代的确为后来的社会学发展创下了雄厚的基业, 为后继者们不断地开发、加工和创新提供了一种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二、帕森斯范式主导的社会学: 第一次综合的时代

就西方社会学发展在地理布局上的表现而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以学科发源地之欧洲的社会学传统的发展为主导地位的。到两次大战之间, 社会学传入美国,随即在美国完成了社会学的本土化。此后,西方社会学发展的中心区域便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随着芝加哥学派和制度学派的兴起, 人际互动、邻里关系、社区发展和越轨犯罪等等一时成为研究重点, 库利(C. H. Cooley) 、米德(G. H. Mead) 、帕克(R. E. Park) 、凡勃伦(T. B. Veblen)等成为了代表人物。

在从经典社会学向当代社会学转折的过程中, 帕森斯(T. Parsons) 是一位关键性人物。帕森斯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 他完成了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一次综合和创新。在20 世纪30～50 年代, 他努力将相对隔离的欧洲经典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韦伯、迪尔凯姆、帕累托、马歇尔(A. Marshall) 等人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 对功利主义、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了重审, 在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论(以取代心理学主义的行为理论) 。他致力于回答现代社会秩序何以形成这一问题。在社会系统理论中, 他强调共享价值的一致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将社会系统视为以制度化价值体系为标志, 认为其核心是规范化的角色关系。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又是更加一般的行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后者包括四个基本亚系统: 有

机行为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这些亚系统分别满足他提出的著名的AGIL 四个功能必要条件。他认为任何系统必须执行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的功能。AGIL 模式可用来分析小至两人之间、大至两个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帕森斯看来, 社会系统受文化模式和人

格系统的渗透, 他在致力于说明所有行动系统的性质时, 提出了一套度量这些系统特征的概念, 即“模式变量”, 表明了行动者在互动情境中必须明确地或隐含地采取的选择。情感涉入与情感中立、自我取向与集体取向、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先赋性与自致性、专一性与扩散性。尽管这些

模式变量的直接作用主要在于分析人际层面的互动, 以说明互动情境中行动者的主观取向。但帕森斯认为, 它们还可用于分析社会结构层面和文化层面, 也就是说,每一种模式变量都能运用到人格(需求意向的选择) 、社会系统(角色期待的选择)和文化(价值取向的选择) 三个层面的分析上。帕森斯系统性地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宏大理论, ① 成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帕森斯的理论核心就是关注社会的稳定、整合与均衡。在他的工作中, 人们似乎又可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孔德赋予社会学的使命。帕森斯不仅通过他的模式变量将现代性的量度具体化了, 而且他还以乐观态度描绘了一种似乎具有普适性② 的现代性的理想模式。

由于帕森斯的强劲影响力, 结构功能主义很快成为了社会学的“正统共识”, 变为占据引领地位的理论和学派。结构功能主义进一步在西方社会学界得到普遍传播,当时广泛开展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研究, 基本上都是按照结构功能分析模式进行的, 以至于“结构功

能分析”几乎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同义语。这是社会学开始具有一种主导范式的时代。

帕森斯另一方面的贡献就是促进了社会学一些具体研究领域的定型。如果说经典社会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理论的话, 那么,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表现出了从社会理论向社会学理论转变的特征。不仅如此, 除了帕森斯本人的开拓性努力之外, 他在哈佛大学培养出的一批著名社

会学家, 也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 墨顿(R. K. Merton) 、斯梅尔瑟(N. Smelser) 、戴维斯( K. Davis) 、莫尔(W. E. Moore)等等, 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变迁、分层、组织和家庭等诸多领域进行的探讨, 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流派, 而且促进了社会学学科一些专门研究领域的

逐渐成形。

三、后帕森斯社会学: 第一次分裂而多元并存的时代　

帕森斯学说对于当代社会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还从相反的方面表现出来, 即他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成了战后西方社会学界论战的靶子, 不同学派的许多社会学家都以帕森斯学说作为挑战对象, 力图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广泛地说, 对于战后西方社会学的

“危机”意识, 逐渐引发出了后帕森斯社会学的诸种流派。

古尔德纳(A. W. Gouldner ) 1970 年出版的《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来临》, 与米尔斯(C. W. Mills) 1959 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共有的基本思想取向就在于,代表着社会学激进主义思潮, 他们都以敏锐的问题意识, 对传统社会学奉为指导性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展开了批判。在他们看

来, 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最主要表现就在于:以实证主义为原则和方法指导下发展的社会学必然出现想象力的枯竭, 因为把一切研究对象都定量化的结果, 无疑将忽视对于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人的生命价值和主观意义的理解及其阐释。

从20 世纪60 年代起到70 年代下半期,在对“正统共识”的广泛怀疑与攻击中,

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进程步入了一个后帕森斯时代, 更准确地说, 是反帕森斯时代, ①这是一个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强势地位丧失, 并随后呈现出理论流派或研究范式多元化的时代。

正是出于反对结构功能主义对均衡论的过分强调, 达伦多夫(R. Dahrendorf ) 、科(L.Coser) 创立了冲突理论, 达伦多夫注重的是权力和权威而不是资本分配在社会冲突中的作用, 而科塞以强调冲突的正功能为基础试图建立一种将冲突与整合进行统一的学说。

旨在重新恢复社会学中人的地位, 霍曼斯( G. Homans) 、布劳( P. Blau) 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霍曼斯试图用心理学原理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 并用经济学的交换范畴来分析一切人际互动。布劳则力求把交换理论从微观个体层面的运用扩展到宏观社会层面, 尤其是大规模的复杂组

织。

米德(G. H. Mead) 强调心智、符号及其意义对于人际互动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 布鲁默(H. Blumer) 提出了“符号互动论”这一名称, 并与库恩(M.Kuhn) 进一步把它发展成为强调社会结构是互动中的人们的产物, 并将人视为自我生成的能动者的理论。戈夫曼( E. Goff2man) 则从拟剧的角度并基于理性人假设来阐发符号互动论。

由舒茨(A. Schutz) 创立的现象学社会学, 旨在探讨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构以及行动者主观意义的形成。另外两个代表人物伯格( P. Berger ) 和卢克曼( T. Luck2mann) 将微观层次的现象学理论与宏观层次的经典社会学理论进行了结合, 并努力运用于经验研究层面。

加芬克尔(H. Garfinkel ) 基于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语言哲学, 所创立的常人方法学着力于反对以往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和统计技术等对社会现实真正本质的扭曲, 而旨在探索日常生活环境本身所产生的而非外在所强加给社会世界的意义, 从而把社会行动者视为社会世界的能

动创造者。

在这个后帕森斯社会学时代, 不仅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一统天下的格局得到了改观, 呈现出诸多理论流派的兴起, 而且在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的倾向重新受到重视,进一步出现了多元化特征。在社会学各种流派中, 现象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化学等学科方法得以并存发展。

四、新的综合: 个性并存与相互借鉴的时代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 针对后帕森斯社会学时代诸种学派纷呈林立的局面, 社会学各主要理论传统的代表人物都纷纷指出了现实的分裂局面对社会学发展的不良后果, 而一些权威性的社会学家在重返古典的基础上力图对当代的多元化理论进行综合和创新。

吉登斯(A. Giddens) 所创立的结构化理论, 一方面批评忽视人的自主性、能动性, 将社会结构视为独立于个人行动之外的功能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也批评忽视社会结构对个人及其行动所起的制约作用,并将社会结构还原为个人行动的主观社会学派。他的理论宗旨就在于要清除这两种理论取向之间的二元性质, 而代之以“结构二重性”。

哈贝马斯(J . Habermans) 提出的沟通行动理论指出, 自启蒙运动以来, 人类的技术旨趣一直居于理解旨趣和解放旨趣之上, 相应地, 科学知识始终凌驾于解放知识和批判知识, 其结果是, 导致了以权力和金钱为主要操纵媒介的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侵蚀。他以建构行动理论来重塑合理性命题, 认为沟通行动比目的行动、规范调节行动和戏剧行动更具有合理性, 它不仅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且是依据三种有效断言的言谈活动进行的。具有真正合理性的沟通行动因此内含

着促进生活世界振兴的解放潜力。

亚历山大(J . Alexander) 面对结构功能主义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批评, 决心发展“新功能主义”, 他认为帕森斯的分析模式为社会学理论的一种新综合提供了惟一可行的基础。一方面, 他在原来的功能主义内部进行了批判和继承; 另一方面, 他注重向互动论、交换论、冲突论、现象学

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等吸取养分, 力求在功能主义中将它们整合起来, 建立起一种新的多维综合性的一般理论。新功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早先功能主义只见结构、不见能动的性质。

布尔迪厄( P. Bourdieu) 的实践理论,力图解决法国思想传统中两种倾向之间的矛盾: 一是萨特的存在主义, 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而忽视客观现实的制约性; 二是列维- 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 过分强调社会构造和观念形态的影响, 而忽略人的实践的能动性。这两种倾向导致了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之间的对立。为了寻找主观论与客观论的结合点, 布尔迪厄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受到启迪, 并通过赋予场域、惯习等基本概念以独特意涵, 从而发展出了自己的实践理论, 使实践成为

社会客观条件与个人能动作用之间的中介。柯林斯(R. Collins) 提出的新冲突理论, 旨在反对结构功能主义仅注重均衡性,以及早期冲突理论在社会变迁动力上强调冲突, 但研究内容却停留在宏观层面的问题。以建构一种以冲突概念为核心的综合性的社会学一般理论为目标, 柯林斯主张吸收其他理论传统, 他将交换论、符号互动论、拟剧论甚至网络理论等微观社会学的思想结合进冲突理论范式之中, 为原来宏观性质的冲突理论构建了一个微观理论的基础, 实现了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结合。

值得提到的是, 与上述广泛综合性努力有所不同, 卢曼(N. Luhmann) 则进行着一种独特范围内的综合性探索。他致力于发展的系统功能主义理论, 主要受系统论和控制论启发, 并在一定程度吸取着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资源。在他看来, 这种理论的第一要旨就是应该提供一种更完善和更复杂的对世界的理解。作为帕森斯的学生以及经典社会学大师的合格继承者,卢曼致力于发展出一种社会学的宏大理论。尽管他的整个工作是以功能主义为基础的,但是, 卢曼进行了创新, 他的许多工作可以看作是对于在不同状态下和社会不同部分中的复杂性的一种分析。

总的看来, 在这个时代, 社会学重大发展的取得不是表现为具体研究领域的突破, 而是表现为综合性的理论体系的建树,它是以一些大师级人物的出现为特征的。其间, 人们又多多少少地看到了社会学重回到社会理论层面的某种身姿。

五、后现代论争: 全面反思与重建的时代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西方社会学领域的一场重头戏无疑就是后现代论争, 即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大论战。后现代的概念最早发端于文学艺术领域, 后来(就主要智识动力而言) 在一些哲学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 其中, 尼采( F. Nietzsche) 、海德格尔(M.Heidegger) 哲学以及后结构主义哲学起了最直接的促进作用。后现代主义崛起于20 世纪70 年代, 并在80 年代达到其顶峰, 它的影响从最初的文艺、哲学领域日益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渗透, 社会学也不例外。

由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力图打破既存学科之间的界线而倡导一种新的超学科话语( supradisciplinary dis2course) , 并且开拓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题域,因此, 人们很难再以传统的学科分界标准来严格划分或判断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学领域所带来的影响范围, 比如用原有的社会学学科基本框架来廓清后现代理论中哪些方面属于社会学而非其他学科的内容, 或者哪些方面属于其他学科而非社会学的内容。由此可能引发的一个后果是, 社会学的疆域似乎在扩大的同时又缩小了, 或者在缩小的同时又扩大了。也许这正体现了华勒斯坦等人所谓的“开放社会科学”的实质。

如果从社会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说, 鉴于后现代主义长于哲学、文化层面的研究而疏于结构或制度层面的分析等特征, 似乎可以这样认为: 它对社会学研究的影响更多的是促进了一种较接近社会哲学的社会理论, 而非接近严格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

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学界的反应是不同的。就社会学中后现代论争而言,实际上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人物的思想及其立场: 一是竭力主张后现代性的人, 如鲍德里亚(J . Braudrillard) 等; 二是徘徊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人, 如鲍曼( Z.Bauman) ; 三是坚持反对后现代性的人, 如哈贝马斯; 四是反对后现代性但却欢迎后现代社会某些型构的人, 如吉登斯、贝克(U. Beck) 。

鲍曼是现代性的批判者和后现代性的预言家, 他认为, 当人们不再相信现代意识形态制造的宏大承诺之后并且经由重建现代性的转折, 后现代性这一社会状况就到来了, 它已经登上现代性的舞台并成为了主角。在后现代这个无根的陌生世界中,原有的权威和规则都已经失效, 为新问题提供答案的责任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鲍曼揭示了这样一种困境: 人类如何才能实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相互超越。

鲍德里亚的社会理论具有激进迈向后现代的特征。在他看来, 社会学只能描绘社会性的扩展及其变化。它的存在取决于积极、确定的社会性假设。以后现代境况的出现为表征的现代事物的失序、各种界限的崩溃以及整个社会的内爆, 导致了“社会性的终结”, 因而社会学也就成为多

余的了。

被誉为20 世纪最后一位理性主义者的哈贝马斯, 面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现代思想的挑战, 以大无畏的气概与后现代主义的大将们展开了论战, 以捍卫启蒙和现代性。哈贝马斯力挽狂澜, 主张“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启蒙理性之光尚有潜能亟待开发。现代性内在地具有一种取向于未来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 现代性或韦伯所说的理性化, 虽然自启蒙起即设定方案, 却在实践中一再出现偏差, 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按照科学、道德、艺术各自不同的范式去发展合理的理性化制度。所以, 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出路不是彻底否定理性化, 而是应该重建新的理性方案。

吉登斯认为, 当今时代仍处在现代性的范畴之内, 不过, 却是一种与理想型的现代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早期现代性颇有差异的高度现代性(high - modernity) 或晚期现代性(late - modernity) 状态。同时他指出, 由于现代性极端化带来的诸种高风险后果已使关于“进步”的宏大叙事落空,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途径已非导致这些问题的规则与资源所能提供, 一些可能超越现代性限制的新社会型构正或多或少地以背离现代性原有基础的方式萌生, 因此, 吉登斯把作为未来发展之一种可能图景的后现代体系称为具有浓厚现实主义成分的乌托邦。然而这种社会型构不是后现代性,而是现代性具有未来取向性质的一种表现。

在贝克看来, 第一次现代化持续到20世纪70 年代, 此后就进入了第二次现代化。由于第一次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基础都已丧失, 人们从此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他认为, 对此需要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释现实, 即需要社会学转换范式才能达成。贝克发展了反身性现代化( reflexive modern2 ization) 的理论。他认为简单现代化或正统现代化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反身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

不论是后现代性的反对者还是拥护者,应该说他们的思想在实际上都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对于现代性和社会学的认识, 尤其是促进了现代性病理学的发展。而在社会学界越来越成为共识的是将所谓的后现代化看作现代化的一个特殊阶段, 其中一个突出的事例是: 试图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无休止论争, 吉登斯、贝克和拉什(S. Lash) 致力于发展以区别于简单现代化或传统现代化的反身性现代化理论范式。后现代主义从正式登场之日起就引起了一阵20 世纪晚期世界思想领域里的巨大波澜, 尤其是诱发了一场许多世界一流思想家卷入其中的大论战。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知识成分正在向许多学科领域渗透, 对这种症候的细心解读也许会让人们觉得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思想泡沫或者转瞬即逝的话语旋风的看法未免过于轻率。人们固然可以不同意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立场和观点, 但却不能忽视它的问题意识以及它表达问题意识的一些不乏创见的方法。更何况一些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中也内含着建设性的向度, 如晚近时期兴起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派别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种性质。后现代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高度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中的问题作出了敏锐反应, 因此,后现代社会理论以及整个后现代理论的研究, 不论是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还是对于现代化事业的进展, 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目光深邃的社会学家看到, 后现代论争并非一种时尚, 它对社会学的影响正在或早或迟、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来, 主要表现在: 一是, 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引起了社会学家对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进程的一些维度进行重新思考和定向; 二是,后现代理论对社会学传统的批判, 引起了社会学家重新审视和建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预设。这一切都可能使得后现代理论的一些概念和范畴被吸收到社会学主流体系当中。值得注意的是, 后现代论争所提出的问题似乎使社会学理论又重返社会理论、甚至社会哲学。

西方社会学发展至今所经历的几个重大的标志性时代, 主要是知识形态及其特质变化的表征, 当然, 这些变化及其表征形式既是持续回应社会变迁的结果, 也是学科发展的逻辑结果。就其主题而言, 社会学诞生至今实质上就是在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什么是现代性? 如果略加细分,可以说, 整个学科演进历程中体现着这样三个重大主题: 一是, 对现代性及其发展方案的构想; 二是, 基于社会变迁结果对现代性的反思; 三是, 对社会学传统的反思、批判与重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与社会学是一种“异面同体”之物,从一个方面看,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社会形态, 而从另一方面看, 社会学则是现代性的知识表征。第一个时代的人属于社会理论家; 到了第二、第三个时代出现了学科

意义上的社会学家; 到了第四、第五个时代, 又出现了重返社会理论的某种趋势,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尤其是晚近时期出现的后现代论争提出了一些与第一个时代相似的问题, 即什么是社会, 什么是现代性以及什么是社会学? 而要对这类问题作出可能的回答, 必须诉诸社会理论和社会哲学层面的探索。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社会学(sociology)起源于19世纪末期，是一门利用经验考察[1][2]与批判分析[3]来研究人类社会结构与活动的学科。社会学家通常跟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一起并列于社会科学底下来研究。因其兴起的历史背景，社会学研究的重心很大一部份放在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生活实态，或是当代社会如何形成演进以至今日的过程，不但注重描述现况，也不忽略社会变迁。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广泛，小到几个人面对面的日常互动，大到全球化的社会趋势及潮流。家庭、各式各样的组织、企业工厂等经济体、城市、市场、政党、国家、文化、媒体等都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而这些研究对象的共通点是一些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事实。虽然“社会性”的定义在不同学派之间仍有争执，但社会事实外在于个人，且对个人的行为跟认知有影响，这一点是大致上为社会学者所共同接受的。

对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整体研究源远流长。在19世纪初期，孔德认为过去神学及崇尚武力的社会慢慢消失，以理性、科学、工业为主的年代正在抬头，两者之间的冲突正是社会动荡的源头。在社会制度转变的时期，这种过渡性的冲突及混乱是无可避免。在旧制度消失前，人们无法体验新制度，往往需要多次社会转变才能改组社会。[4]社会学就是针对社会改组的问题（现代性）而发展成为一门社会科学。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家不但希望了解什么使得社会团体聚集起来，更希望了解社会瓦解的发展过程，从而作出“纠正”。纠正的观念并不暗示社会学家默认一个“正确社会”的模板。涂尔干本人都不认为有一个终极的、完美的社会可以参考。简单来说，当一群人互动形成一个稳定的参考架构，运行良久，对他们来说就是“常态”。当社会制度问题积累下来，此一稳定状态被打破，形成混乱，即上述所谓“瓦解”时，就形成病态。因此涂尔干认为，社会学家职责在于找出一个社会的“日常常态”，如此才能确定出“病态”的判准。社会学家需要不断观察与分析，不是找出模板，宣称终极事实就结束。

相反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并不探索对纠正社会的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对社会病疾提出的纠正方案，往往是以一个小群体的观念强加到绝大多数人的身上，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使问题加重。20世纪初，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等人，受到上一代如韦伯与齐美尔学说影响，加之参考马克思理论，针对现代社会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悲观看法，其中尤其看到社会虽然高度分工，却也产生生活的分裂化。尤其是在艺术文化领域，大量复制技术的出现，造成艺术精神的丧失。法兰克福第二代哈伯玛斯继承上述观点，并参照美国结构功能论与象征互动论、欧陆的现象学等，提出沟通行动论，与第一代悲观观点不同。认为必须致力建构一个可沟通的社会，才是悲观现代性的出路。而上述的观念，类似社会冲突论，知名人士如达伦道夫，也是以马克思对社会阶级分析为主，认为社会有掌握资源的的阶级，以及受统治的阶级，惟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握有生产工具，无产阶级因无工具而受宰制，需要反抗革命，观点较属于政治经济学，但冲突论者，结合韦伯对阶层─加入社会地位等角度，认为社会不平等，源自多方面，不只经济不平等。

今天，社会学家对社会的研究包括了一系列的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行为的研究，包括对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别，到细如家庭结构个人社会关系模式的研究。社会学系分成更多更细的研究方向，包括像犯罪和离婚，在微观方面例如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些社会学家使用定量研究(定量研究来以哲学的演绎法为根基，先默认假说，搜集样本后以机率与反面验证方式推论)的方法从数量上来描述一个社会总体结构，以此来研究可以预见社会变迁和人们对社会变迁反应的定量模型。这种由拉扎斯费尔德（Paul F.Lazarsfeld）倡导的研究方法，现在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两个主要方法论之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另外一个主要流派是定性研究(定性研究属于归纳法，透过不断归纳资料属性，最后建构一个关于对象专属的理论，又有人称为扎根理论)，包括历史社会学、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专题小组讨论等收集资料的方法，以及基于扎根理论、内容分析等定性资料的分析及归纳方法。从事定性分析的社会学家相信，这是一种更好的方法，因为这可以加强理解“离散”性的社会和独特性的人文。这种方法从不寻求有一致观点，但却可以互相欣赏各自所采取的独特方式并互相借鉴。主流的观点认为，定量和定性这两种研究方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涂尔干与韦伯都强调两者的重要性─亦即从主观（定性）与客观（定量）交错研究。到后来的象征互动派大师布鲁默（Herbert Blumer）相当强调定性的影响力。

20世纪晚期以来的社会学并没有摆脱赖特·米尔斯所揭示的问题。可以认为，社会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科，面临着比经济学更加严重的危机。20世纪中晚期以来的社会学日益学院化，同时却又显得支离破碎，缺乏核心的解释逻辑，对公众面临的问题缺乏强有力的回应。一些传统的领域在制度经济学的渗透下，也逐渐在丧失。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社会学学者似乎都缺乏回应。

论述社会学在科学发展和研究上如何发挥重要作业?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范畴都离不开社会的范畴，都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因此，社会学的学习有助于形成一个较广阔的视野，较深刻的洞察能力与分析能力。

一、关于社会学功能的分歧意见

社会学的功能指的是社会学这门学科对于人类和具体的社会运行所起的作用。在社会学发展史上，不同的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功能有着不同见解，大体可归结为 “价值中立说”和“干预说”两种观点。

“价值中立说”认为，社会学是一种纯客观地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和过程的科学。它的功能仅仅是描述和解释，而不管社会应该如何发展，因此，“价值中立”成为社会学描述和解释所恪守的原则。

“干预说”认为社会学的功能主要是干预社会生活与社会运行过程。这种观点后来又进一步演变为“社会医学”和“社会工程学”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学是诊断和医治社会弊病、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学说，或者把社会学看作是规划和设计社会生活的科学学说。与此相应，社会学家则成了“社会医生”或“社会工程师”。

那么，到底社会学的功能是只解释不参与呢，还是直接参与？对这个问题，早在创始人孔德那里就确立起基本的原则。孔德区分了社会学的理论目标和应用目标。他认为，理论目标就是用“纯粹理论的态度”和“价值中立”的立场去研究社会现象，发现社会现象的规律，从而预测社会现象的发生。应用目标则是将所得到的预测应用于社会，指导社会实践，这种情况下的社会学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要指导现实就必然与研究者的价值相关，此时的社会学家就成了社会的医生和积极策划者、参与者。

孔德的观点对我们的研究有深刻的启发。我们认为，社会学既有描述和解释的功能，又有指导现实与改造社会的功能。在进行社会学研究时，既要保持客观、科学的态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同时又必须把根据客观的解释对社会运行所作的预测应用于社会生活中去，参与社会的管理与改造，这样的社会学才是有意义的社会学理论。

二、社会学的基本社会功能

（一） 描述功能

描述功能是指客观、完整地搜集、记录和整理具体的事实和过程，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的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的性质是经验描述。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研究社会的起点就是借助于一定的调查、统计等技术手段和方法，收集和整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资料，并给以详细描述事物发生、发展的具体情况，这种经验描述是社会学最基本的功能。因为，一方面，人们所见的社会现象往往仅是表面现象，而社会学的描述可帮助人们认清事物的本质联系和规律，因而经验描述既可帮助人们认识社会现象，又是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假设的前提；另一方面，描述还可为决策部门提供重要依据。这就要求社会学描述社会现实所得到资料必须具有代表性、准确性、稳定性和及时性，任何片面的、虚假的、过时的信息都可能造成认识上的错误和决策上的失误。

（二） 解释功能

社会学的解释功能是指借助于概念和范畴将描述功能获得的资料进行理论抽象与理性分析，把握影响社会事实发生、发展的主客观因素，从因果联系上解释社会现象和过程。

如果说描述功能是揭示“是什么”，那么解释功能就是解释“为什么”。解释包括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的因果性考察和对人的社会行动动机的意义理解。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有机整体，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现象和过程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因而每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都与其他诸多因素有关，而社会学就是要对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做出因果分析。19世纪前，牛顿的经典力学占据统治地位，无论在力学解释上，还是思维方式上，都是决定论的线性发展观，表现在因果观上则是一因一果的线性因果观，即一事件为因会导致另一事件的果，而这一果又会成为另一事件的因。20世纪初，量子力学的出现不仅引起了物理学的革命，打破了牛顿的经典力学，而且也在社会领域乃至思维方式上引起巨变，摧毁了绝对的、线性的思维方式。量子的不连贯性、跳跃性、不规则性，使非线性观念取代了线性观念。反映在因果观上，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的非线性因果观兴起。任何一个现象的出现，其原因都是很复杂的，比如关于升学热现象，我们既要从人文素质的提高、人才管理制度与就业制度的改革、社会上的唯学历至上的传统观念等多方面去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又要注意分析升学热导致的多种结果：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以及盲目追求升学率的高分低能现象，等等。

解释除了要说明原因，还要理解意义。所谓理解意义，是指把握社会行为所表达的精神内容。任何社会现象的形成都与行动者的价值观或动机有关，也就是包含了行动者的内在的精神意蕴，就像任何一部小说或文学作品都包含着一定的没有直接表达出来的精神意蕴一样。解释功能就是要理解和解释行动者的精神意蕴。比如湖南省浏阳市北盛镇出现的“托田所”现象看似简单，但实际却阐明了农业改革中如何处理所有权、经营权与使用权分离的问题。

（三） 预测功能

社会学的预测功能就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学的描述、解释已经获得的知识来预测社会关系以及社会事件与状态的未来发展趋势。如果说前两功能分别是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那么这一功能就是回答“将是什么”，即预测未来。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是揭示未来事件发展中的必然性因素或规律，但绝不可把这种必然性因素绝对化，否认偶然性因素的作用，否则就会犯机械化和教条化的错误。

由于社会规律所具有的独特的特征，因而社会学对未来进行预测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1）由于社会发展既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又表现为有意识、有思想、有意志、有感情的人的活动的历史，因而，我们在进行预测时必须综合考虑，不仅要考虑客观因素，还要考虑人的因素。（2）任何规律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因而必须明确界定某些特定的社会规律发挥效用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时空范围。（3）社会规律是一种统计规律，具有概率性质，因此，必须从足够数量的社会事实中进行概率统计分析。（4）要把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当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使科学技术的实证性、精确性与程式化的特点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学的预测带来了便利的条件和方法，但另一方面却使人们的工具合理性意识无限膨胀，而忽视人的情感、意志因素以及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从而造成现代人的失落感、虚无感，以及信仰危机。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形象地把这种现象称为“精神上的无家可归”。因此，在进行社会预测时，一定要把科技理性与人文关怀密切结合起来。

（四） 社会批评功能

社会批评功能是指站在科学、中立的立场上，对错误的思想、过时的观念、阻碍社会进步的事物与行为进行实事求是的揭露与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及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显然，“社会批评”的内涵包括揭露、分析、评价和建议四个方面，它专门揭露社会上的那些弊端与错误，并给予矫治、修正、改善的良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家们把社会学看作“社会医学”，把社会学家称为“社会医生”。

社会学要实现社会批评功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有两个条件：其一，需要与各种社会力量通力合作形成综合治理力量。揭露和诊治社会弊端，这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方面的力量所能完成的，而必须有各方面力量的通力合作。其二，需要有一定社会环境的宽容度与学术自由的开放性。学术应该有自由，自由才能说真话，才能真正地对社会展开批评。因此，我们党也一再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然而，这种学术自由在落实中还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虽然近年来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是不能真正实现学术的自由。相信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学术自由的问题会得到逐步解决。

（五） 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功能

社会的良性运行需要对社会实行一定的管理与控制，因而，社会学不仅要有描述和解释等功能，还必须有社会管理与控制的功能。社会管理是组织和领导社会生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保障等）和协调社会发展要素之间关系的宏观管理。社会控制是依靠社会规范制度指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治安与秩序。二者的任务都是为了维系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保证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与社会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社会学的社会管理和控制功能，是指社会学以其解释、预测与批评功能，为社会管理与控制提供事实依据、方向指导和理论的借鉴与参考，保证社会管理与控制的效果和促进其机制的健全。社会学的始祖孔德提出，社会学的职能是解决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而为解决危机，就必须重组社会，即调整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以维护资本主义秩序。

中国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等多次动荡，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破坏，因此，我们要深入进行社会改革与开放，通过全面、配套的改革，变革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形成比例合理、关系协调、开放有序的社会结构，建立起有效的社会管理与控制的机制，保证社会的稳定、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任务是要研究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因素和机制，推进社会改革，最终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

社会学除以上社会功能之外，还对个人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向人灌输与强化公民意识，而且还能提供勇于面对社会生活挑战的意识、技能与方法，让人正确对待变革中的世界，从容地应对社会的挑战。此外，社会学还能广泛应用于教学、研究以及行政管理等工作中，在现代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何看待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及其意义

当前社会变迁剧烈，新的现象层出不穷，旧有的理论必然会出现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须根据社会的变迁，调整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重点。而且当前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并没有在国际上重回当年的地位，对国内的研究还是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这更需要社会学进行新的探索与尝试。

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在《思想战线》曾专门写文章探讨拓展社会学的边界。在总起部分，他这样说：

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 社会学的科学性, 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 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 比如预测一个社会的发展走向, 调查一个群体的态度行为,分析某个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 解决某个紧迫的社会问题等。然而, 社会学的价值, 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今天的社会学, 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 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 社会学科研和教学, 就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 通过教育的渠道, 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可以帮助社会的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 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 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社会学的研究方向, 也自然要考虑到这种人文方面的需要。社会学的人文性, 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 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 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 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 从过去20 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的实践来看, 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 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 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领域之一。